去年,徐复老师89岁了。老人家体康足健,耳聪目明,兴致也很高。南京师范大学校园的古木下,常见他伫立的身影;晚霞映照的文学院台阶上,不时叩响他从容的履声;他欣然于江阴之行所见农村富裕景象,他慨叹于无锡灵山大佛耗费了太多的青铜,他还在道教圣地茅山之颠看到老子“显灵”——塑像耳朵里长出了一个奇大的马蜂窝……
我还发现老师曲驼的背也挺直了许多。
还是在大学里上第一堂古汉语课时,徐复老师转身板书,就给我留下他的背有些驼的印象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印象日益加深。老师的人生是伏案辛劳的人生,是负重奋进的人生。看着他又挺直了许多的背影,我生了“如释重负”的感觉。
我的感觉是对的。老师刚刚卸下了一个“重负”,这就是历二十年准备、三易其稿、三年半改定的七十万字煌煌巨著《?书详注》终于杀青并交给了出版社。
《?书》是“有学问的革命家”章太炎先生的伟大著作。1903年,太炎先生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:一是与邹容一起为革命在上海坐牢;二是在日本翔鸾社出版了重订本《?书》。此书全方位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,并参照西方先进思想,论证了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帝制、建立共和、反对列强掠夺、振兴中华的历史正义性和必然性,是一部民族民主革命的宣言书,一代革命先行者的行动纲领。此书博大精深,文化含量浩瀚如海,加上太炎先生行文风格的汪洋恣肆和古奥深邃,可算是一本难念的“经”,即使有一定旧学功底的学者要想读懂它,也常兴“望洋之叹”。因而时至今日,对《?书》的注解和研究,还是一个空白。徐复师以耄耋之身,白首燃黎,挥扛鼎之笔,抉奥发微,对太炎精神作出了精辟的诠释。他采用以章注章,以章的高足黄季刚辈著述注章的方法,并融入了他毕生治学成就和心得,力求解透原意,宏扬精神,并不讳前辈疏失,从而成就了我国传注史上一座丰碑,一次学术极限的超越,一个不朽的生命,圆满了泽被后学的无量功德。
谈起《?书》,徐复师进入了遥远的追忆中。老师诞生于辛亥革命枪炮声中,名复,字士复、汉生,皆取光复之义。青年时代就学于金陵大学,师从黄侃攻读语言学。不幸季刚先生英年早逝,徐复师又入苏州章氏国学会,直接问道于太炎先生。他不仅以太炎先生为学问北斗,更崇仰其爱国情怀和伟大人格,几十年来,他牢记师恩,以得列章氏门墙为荣,以承传章黄血脉为己任。“文革”后期,有人想利用章学为“评法批儒”服务,硬拉徐复师参加所谓研究《?书》的“三结合”班子,老师唯恐太炎先生被歪曲,一方面虚与委蛇,一方面焚膏继晷,苦读《?书》,决定独立完成校注工程,以存太老师本真面目。了解了这段历史渊源,我们就可知道《?书详注》在徐复老师晚年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分量。这不是一般的古籍考证之作,而是一个宏愿的实施,一个承诺的兑现,一种历史使命的完成。记得徐复师曾抚着《?书详注》原稿对我说:“我总算对太炎师有了一个交待了!”那苍老的声调传递了多少沧桑、多少深情啊!
让徐复师兴致高的还有一本书,这就是1999年9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汉语大词典拾补》。此书58万字,收语词3600余条,分别从释义、书证、收词等方面对《汉语大词典》作了拾遗补阙和纠讹。作者王宣武先生是西安联合大学一位副教授,在学界并非名流,与徐复师一不沾亲,二不带故,但老师却“欢欣而为之序”。老师把这本书拿给我看时连声说:“不容易,不容易,王君的勇气和毅力,可佩可叹!”
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是华东五省一市千余专家学者历时18年集体编纂的长达5000万言的权威巨著,全书12卷于1994年出齐。1996年春天,王宣武就背着几十万字的《拾补》初稿从西安自费来到南京,登门请求徐复师为之审核。徐复师是《汉语大词典》的副主编,与王君素昧平生,但面对王君的真诚及其书稿,大为感动。老师回忆当时感受说:“想想看,做这项工作,首先得把数千万字的《汉语大词典》通读一遍,其次还要查出漏收了哪些词目,有哪些释义是错的,书证的讹失有哪些,而后还得予以补充、改正、寻求新的书证……这要花多少工夫,检读多少古籍和新书呀!”正是出于这种理解,徐复师“当仁不让”对王著全力指导并详细审改。其时,王先生由于时间关系,对《汉语大词典》10、11、12卷未及通读,只做了对1至9卷的“拾补”工作。徐复师就要求他再花一年时间,把后3卷的“拾补”也做好。老师提出这一要求,不仅是出于“求全”,也出于一份“私心”。作为《汉语大词典》的副主编,徐复师对全书负有责任,他更是最终审定江苏学者编著的10、11、12卷的直接主编,因而他特别关心这最后3卷的质量,希望得到别人指谬和匡正。徐复师曾说过:“学术乃公器。大凡学术之进展,前修未密,后出专精,此谓后人之说必密于前人也。”他那样热忱渴望和帮助后学的修正和超越,充分显示了学坛巨子的高尚风范和大家气度,使我的心灵感受到强烈的震撼!
王宣武花了近九年的工夫,在徐复师“直接关怀和支持”下,于1997年年底写成了《汉语大词典拾补》一书,但联系了几家出版社,都被因怕卖不动而婉言谢绝。王君不得已又求助于徐老师。恰巧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位有胆识的编辑来访,徐老师力荐此书,并为出版社算了一笔帐:《汉语大词典》印数十余万部,如果买主中有十分之一的人还愿意购买《汉语大词典拾补》,后者即可卖出一万多册,不会亏本的。贵州人民出版社果然被打动了。
徐复师从22岁走上教坛,以78岁高龄退休,学生满天下。退休后,登门求教者,也不下数千人次。他看到后辈的孜孜向学和成果斐然,无不“如逢益友,为之欣然”。去年夏天,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来访。许先生也是章黄学派传人,他的老师陆宗达先生与徐老师有同门之谊,他本人以前也曾有过问字之雅。那天,许先生执礼甚恭,向老师问安后,通报了海峡两岸语言学研究近况,还谈了自己今后每年要多抽时间读书和写文章的打算。徐复师非常高兴,说:“学问不能丢。语言学、训诂学,无论章黄学派还是研究院派都有待于后起的英才,才能发扬光大。”许先生唯唯而退,并执意不劳老师送出家门。那几天,徐复师总是笑呵呵的。我心里想,难怪老师背都直了,敢情腰杆子有好学生撑着哩!
今年元月2日晨,我去徐复师家拜年。当我走到书房门口时,只见老人家背对房门伏坐在书桌前,正忙着写些什么。南窗外透进的微弱光明,为他的背影勾勒出一道微拱的淡淡的金边……
我久久地站在门口,忘了预想的祝辞。